美國作為世界頂級強國，無論是經濟、科技、工業化一直都處在世界的前列，為什么美國可以頂住整個世界的競爭優勢一直都處于世界前列呢？
19世紀末期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從制造業主導的工業化快速發展，到服務業主導的后工業化階段，美國在經濟領域競爭優勢的形成和演變，反映了美國對工業化發展模式的不斷探索和調整，這些探索和調整也使美國能夠整合全球資源，長期保持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美國對于自己競爭優勢的調整對我國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科學、技術與產業化應用的有效結合，使美國在電氣化產業革命中崛起，形成了以制成品輸出主導競爭優勢的工業化模式
在19世紀末的電氣化產業革命中，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定律引發的科學革命，以及發電機等重要技術發明都是在歐洲實現的，但是美國卻成為了這一輪產業革命的最大贏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實現了科學、技術和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的有效結合，在把科學技術革命轉化成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過程中，實現了快速崛起。在電氣化主導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中，電動機等重要技術發明都是在電磁學科學革命的基礎上形成的，第一次形成了科學革命推動的技術革命，當時還不是世界科學中心的美國，把歐洲關于電磁學理論的科學革命成果，轉化為具有商業化應用前景的技術發明，在科學、技術和產業化應用的有效結合中，占據了電氣化產業革命的主導權。美國本杰明·富蘭克林的電學研究，愛迪生建造的全球第一座商用火力發電站，西屋電機創始人喬治·威斯汀豪斯實現了交流電遠程輸電，尼科洛·特斯拉發明了應用交流電的感應發電機，這些基于科學理論創新的技術發明的大規模商業化應用，使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實現了從蒸汽機到電力的動力轉換，在率先推動電氣化革命中快速崛起，1894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之首，1913年美國工業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36%，超過英、德、日工業產量的總和，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首屈一指的工業強國。
在電氣化革命中崛起的美國，確立了以制成品輸出為主導的全球經濟競爭優勢，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輸出國，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總和的近40%，美國生產高附加值的工業制成品，與其他國家交換低附加值的能源原材料，在高端產業與低端產業的國際產業分工中，美國獲得了最大的國際貿易利益，確立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先優勢。
在球化中構建制造與服務分離的產品鏈分工模式，以全服務輸出替代制成品輸出，實現了后工業化階段的競爭優勢轉換
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制成品輸出競爭優勢減弱。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制造業比重開始下降，進入后工業化階段，隨著德國、日本戰后重建步伐加快，美國的制成品輸出優勢減弱，自1969年起，原聯邦德國的制成品出口超過了美國，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第一次貿易逆差；1985年美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位于日本、原聯邦德國之后。美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相繼退出世界市場，曾經在海外市場上居競爭優勢的高技術產品，如飛機、汽車、電訊器材、大規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等也面臨著日本和西歐產品的激烈競爭。
在信息技術革命中探索制造與服務分離的產品鏈分工模式，重構產業競爭優勢。美國當時面臨的狀況是，由于大部分國家工業化遠未完成，工業制成品仍然是主導新的增長和競爭優勢的主要領域，但是美國由于進入后工業化的高收入階段，要素成本上升，制成品生產已不具有比較優勢，而失去制成品生產就意味著失去增長空間和競爭優勢，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基于成本考慮，將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向日本、兩德等國轉移，隨后就在這些重要產業領域面臨重大競爭挑戰，表明基于產業間分工的制成品輸出已不能支撐美國的競爭優勢。同時，信息技術革命為制造環節與服務環節的分離確立了技術基礎，使工業生產的管理研發、生產和銷售等空間地點相分離，又通過全球交通和信息網絡連成一體。在此背景下，美國開始把握信息技術革命機遇，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過程中，以金融集聚和美元國際循環為支撐，探索形成制造與服務分離，服務環節控制制造環節的產品鏈分工模式，替代產業間分工模式，推動從制成品輸出為主導，向服務輸出為主導的競爭優勢轉變，構建后工業化階段服務經濟體系下的領先優勢模式。比如，美國公司積極推動離岸生產，把勞動密集型的服裝、鞋類和電子設備的生產轉移到了低成本的東亞和拉美地區，在1994年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之后，包括汽車、洗衣機等產品在內的生產均轉移到了墨西哥，包括蘋果把生產基地設在中國蘇州和深圳，惠普把全球測試中心設在重慶等。美國充分利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制造能力和較低的生產要素成本，在全球產品鏈分工中整合全球資源，確立了服務經濟體系下的全球競爭優勢。
制造與服務分離的全球產品鏈分工，推動美國服務業快速增長，在服務業輸出中確立了新的競爭優勢。在全球產品鏈分工中，從工業企業中分離出來的生產者服務業，能夠利用現代化的通訊和交通設施為全球各地的企業提供服務。美國憑借富集的人力資本以及強大的金融、科技創新能力，為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提供高附加值服務，導致美國生產性服務業快速增長，服務業貿易和服務輸出優勢提升。1947年，美國生產性服務業比重為14.1％，2009年達到最高的35.3％，2000年，美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全球的19.7％，長期保持全球第一。美國的服務出口市場既包括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服務輸出替代制成品輸出，形成了美國后工業化階段服務經濟體系下的競爭優勢。
高度重視高端制造業的戰略地位。美國在向外轉移制造環節的同時，將航空航天、信息技術、生物制藥、汽車制造等關涉行業競爭力的核心技術和戰略性、基礎性產業在本土發展。即使是在廣泛外包的發展時期，其大量產品的生產仍然是在美國，例如，美國生產了占國內市場52%的電器、61%的機器、70%的運輸工具和71%的家具。在2000年到2009年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長了近三倍。然而，美國每年制造的貨物價值仍達3.4萬億美元，相當于其年消費的四分之三。更重要的是，美國每年出口的貨物價值達1.3萬億美元，主要集中在歐洲、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全球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2015年2月發布的《美國的先進產業》報告中，分析了包括航空航天產品及零部件、醫療設備和用品等行業在內的高端產業的重要地位，1980-2013年，美國高端產業產值年均增速為5.4%，遠高于美國經濟年均增速。高端產業每年直接創造2.7萬億美元的增加值，占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7%。
在智能化、網絡化新產業革命中推動產業分工重構，探索網絡平臺主導競爭優勢的新型后工業化模式
金融危機引發美國對全球產品鏈分工中形成的后工業化模式的反思。一是全球產品鏈分工中形成的服務型經濟體系，實際上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制造業向外轉移導致實體經濟發展弱化，可支配收入提升緩慢，借貸消費難以持續，依靠金融創新刺激經濟增長的模式，不斷積累經濟運行中的潛在債務風險，最終引發金融危機；二是承接美國制造環節轉移的后發國家產業升級步伐加快，制造環節轉移中形成的技術能力和市場優勢，吸引服務環節轉移，一些跨國公司總部開始進入后發國家，服務環節對制造環節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減弱；三是智能制造和個性化定制等新產業革命發展趨勢，開始形成制造環節與服務環節在同一區域布局的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意味著在快速發展的新興領域，制造與服務將從空間分離走向一體化布局，全球產品鏈分工中形成的后工業化模式面臨轉型。
構建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模式，成為在美國探索新型后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方向。2012年11月，通用電氣（GE）公司提出工業互聯網概念，構成了美國推進新產業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互聯網以貫穿產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數據鏈驅動工業系統的智能化決策與執行，打通企業設計、制造和服務全流程，不但可以通過傳感設備和大數據分析為生產提供安全性保障，提升制造業效率，更重要的是，工業互聯整合縱向和橫向的關聯企業，依托工業互聯網平臺對機器設備進行遠程監測、遠程控制和遠程維護，確立對產業鏈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通用電氣、思科、IBM、AT&T和英特爾五家公司于2014年宣布成立工業互聯網聯盟（ⅡC）。目前，聯盟成員已有110家。依托工業互聯網構建具有主導力的新型產業分工體系，成為美國探索新型后工業化模式的重要方向，與制成品輸出和服務輸出不同的是，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將實現制造與服務的一體化發展，改變單純服務經濟主導的后工業化發展特征，確立基于工業互聯化平臺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同時，在實體經濟發展中提高可支配收入，實現美國經濟再平衡。
聚焦新興領域的國家層面創新戰略，強化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從2013年開始，奧巴馬政府就確立了聚焦三大技術領域優先突破的先進制造戰略，包括制造業先進傳感、控制和平臺（ASCPM），可視化、信息化、數字化制造技術（VIDM），先進材料制造（AMM）。2016年2月，美國商務部等四部門向國會聯合提交首份《國家制造創新網絡計劃：戰略規劃》與《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年度報告》，由制造創新機構組成的“國家制造創新網絡（NNMI）”集合了美國工業界、學術界和政府的力量，計劃未來10年打造45個基礎研發機構，目前已建成3D打印、輕材料和現代金屬、電力電子、集成光電子、卓越制造中心、卓越材料中心等研究所。在引領未來網絡平臺型產業分工的信息產業創新領域，如大數據、云技術、虛擬現實與可穿戴技術等，都是在美國最先發明與創立；目前大數據的事實標準Hadoop是由美國制定，全球最大的十家SaaS供應商都是美國公司，美國在信息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成為美國構建新型網絡化產業分工體系的重要支撐。